天津商俗
天津是“商贾之所萃集”的大都会，有着丰富多彩商俗文化积淀。从观念上讲，天津商人聚财思想十分鲜明。所以，平日最敬财神和利市天官。大年初二“家家迎神，商店供奉甚繁。”(《津门岁时记》)天津人常用“富贵无三辈”，庄稼钱，万万年，买卖钱，四十年”，警告子孙。还特重“财能生财”一个小钱也要变俩，俩变仨，善于“喜本图利”，死钱变活钱。这无疑是追求资金在流动中扩大或增值。天津商人不把顾客看成衣食父母，买多买少一样，百挑不厌，最后做到“买卖不成仁义在”。在经营管理上，合资(伙)人必须忠于本店，很多商行就用双义成、三合义、聚义做字号，标明几名合伙者信守同心同德的原则。用人时，要找“穿过木头裙子(柜台)”的，也就是业务熟、懂规矩的职员。而“买卖家不招三爷：姑爷、少爷、舅爷“，免得长支短欠，因亲缘关系恃宠而矣，扰乱店规。这种种民俗心态，实际构成不成文的俗信，并在商业中传承下来。
最具有民俗特征的，是天津商业的文化形象。门脸各有光彩：药店、茶庄、绸缎庄、鞋帽铺、金店等，内外装修，各有特色。不像现在一律铝合金门窗。牌匾一定突出“名”和“优”，中和烟铺楼外标榜出“五甲子”(设于明崇祯末年)三字；药店是“冲天招牌”，上书“专门采办川广云贵地道生熟药材”。牌匾还要借名人以自重，劝业场、正光德就是内阁中丞华世奎所题。老牌匾代表老字号或名店，有招徕顾客的吸引力。幌子是店招，大都标示性强，色彩斑斓，具有形象感染力，不实物型(桐油庄门口放滑油篓)、象征型(颜料铺飞红点翠的彩棒)、文字型(当铺写大“当”字)、响器型(都名“报君知”，如修扇子的串儿铃、卖元宵敲梆子、剃头挑子的“唤头”)。幌子越鲜明越吸引顾客。现在用高音嗽唱流行歌曲，千篇一律，未免缺乏韵味。在商品造型方面注意异型、适用、美观。与正兴德茶庄竞争激烈的成兴茶庄，研究出“袋茶”，风行一时；月中桂香粉铺的窝头粉，眼中倒水可湿粉搽脸，很受欢迎。牌子就是现在的商标，很讲究个性，如月中桂的香粉用“玉免捣药”，正兴德茶庄用“绿竹”，都给人深刻印象，便于识货。因此，天津商界非常注意“创牌子”，创开了便可行销天下。
天津商俗中还很注意职业道德，把道德规范变成口头传承的信条，如货真价实、公平交易、童叟无欺等等。再如交易上讲求“耍奸(精打细算，‘看准了宰一刀’)不耍赖(假冒伪劣，欺诈违约)”之类，都是约定俗成的经营守则。
旧商俗产生于旧时代，有的还脱胎于封建社会晚期的经济形态。但它是一种精神财富，就发展商业说，运用得宜，还不失其为文化杠杆的作用。
天津婚俗
天津的婚俗在外地人看来是颇为热闹的，而有些近代结婚的习俗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在解放前的结婚时，结婚之家的（男方）大门两旁的红双喜字，嫁女之家贴的单喜之字，这向人们宣告了新婚的喜讯。
迎亲是结婚之日最热闹的时候，男家花轿在旗，罗，伞，扇，仪仗和吹鼓手的陪同下到女家门口打催妆。女家的母亲一面给女儿吃红鸡蛋，一面叮嘱这天不要踩地，不要去厕所，以保平安。新娘尽管有再多的不舍，再多的不安，也只能哭着向母亲告别，坐进花轿。头蒙着红盖头上下里外一身红的新娘子，坐进花轿，怀抱着一只装着枣栗的大瓶子，被吹吹打打，热热闹闹的迎到男家。在花轿后面，跟着的送亲人中还有一个人夹着凉席，一个抱着公鸡的男童和一个抱着大瓶的女童。据说，抱鸡意在，拍鸡使之鸣以辟邪，凉席的席同“喜”谐音，有喜庆之意，两只瓶则有双双平安之意。到男家之后要先铺红地毯，新娘才可以顺着地毯往下走。进门之后，应先跨红彤彤的火盆，预示着九灾十八难都挡在了门外，从此步步登高，永走鸿运。热热闹闹拜完天地，进入洞房之后，新郎还要用秤杆挑起新娘的红盖头，并喝完交杯酒，这婚礼才算圆满结束。但这新房里的摆设规矩也很多。房间里摆放少量的枣和栗子，有早立子之意；放上核桃与柿子也有讲究，代表了家庭（核）合合美美，(苹)平平安安，（柿）事事如意，这些都代表了人们对新生活的一种期盼和追求。
民国时代的结婚证也十分有趣。例如民国二十五年时结婚证上还要写明介绍人和证婚人的姓名。由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，结婚证变化的速度也很快，在短短的几年内，就会有不同形式的结婚证书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天津的婚俗也悄然发生着变化。繁琐的结婚程序被简单的程序所取代，“拉大棚”这个流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结婚形式被百姓广泛认可。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人们生活水平很低，人们居住的大多为平房，所以天津人就在自家院子里搭大棚。这棚内的桌椅，板凳和灶具有自家的，也有向邻居借的，食物被提前制成半成品，在天津婚俗里这叫做“落桌”，有落实之意。结婚当日，再看这来来往往，忙碌的人，上到接新娘的“全可人”，下到端菜做饭的大师傅，都是邻家兄弟，气氛十分喜庆热闹，欢乐和谐，真是有种“远亲不如紧邻”之感。这时的财礼也简单了许多。六十年代是三大件：手表，自行车，缝纫机；七十年代增加了收音机与照相机；八十年代三大件为：彩电冰箱与洗衣机。人们的结婚证书也颇有政治色彩，《毛主席语录》成为了六十年代结婚证书上的一部分。
这天津婚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，它由繁到简的过程，正是中国人民由弱到强的奋斗史！
天津食俗
古代人对自然依赖是很强的。如果我们看一看元、明两朝人咏直沽的诗篇，诸如“蟹忆霜时*”，“鱼傍海潮多”，“白鱼紫蟹四时肥”，“桃花春水上河豚”之类，便可以想象出，当时一般人的生活习惯与状况不过是“夕阳野饭烹鱼釜，秋水脯帆卖蟹船”的水平。直到清代，像离城垣较远的丁字沽一带，仍是“土釜炊红蟹，青丝钓白鱼”等简易的烹调方式方法。但我们不应忘记，正是这种简易的烹调方式方法，奠定了日后天津菜走向“应时”“应节”，走向特殊风味，走向更高档次的深厚基础。天津诗人周宝善的《津门竹枝词》中有“时逢节令馔求精”的话，道出了天津人为什么在饮食方面特别讲求“应时”、“应节”的习俗。所谓“应时”说白了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，以物产的季节性决定津菜的时令性。
天津所产的河海鳞蚧，季节性极强，且不易保存，这就造成天津人吃河海鲜品非常讲究时令的习惯，而且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各有所偏。一种水鲜产品一经上市，数日之内购者趋之若骛，“津城处处，炊烟四起，食民大快朵颐”。
所谓应节，就是对应节食品的特别重视。天津素以“农渔桑为先务，以诗书为要领”，“迩来五方杂处，逐末者众”，以致习尚奢靡，有更多的岁时俗礼传留民间。
自古津民喜寿婚嫁、祈年祝福、祭祖敬先、谢神拜佛，都有原始的说法，也各有讲究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、社会的进化，天津人对信仰淡远了，逐渐地形成了以食俗代礼俗，以食事做佛事，以美馔佳肴纪念各种节日的风俗，这种习俗已经沿袭至今。
天津人专认老牌匾，不仅因为这些老牌子货真价实，保质保量，更重要的是因为技术独到，保持着传统的、特殊的天津风味。据《津门纪略》记载，老天津人吃糖炒栗子，要吃东门牌坊下郑三炒的，他的门口悬挂着“拣选遵化大栗子”的招牌。亲手一个一个地精挑细选，炒时频频添加糖稀，炒出的栗子又甜又面好脱皮。有诗云：“更喜街头多栗子，带砂炒到十分松”。食者无论家住多远都要到这里来买。天津人吃花生总要买鼓楼下“张二”家的，或者是文庙前“大头”的。“大头”家的瓜子也好，都是大白心。要吃细糖(即南糖)最好是自家胡同或东门里永源斋的，吃好馅大糖是鼓楼北金声园口上的。吃元宵，户部街祥德斋的最好，买多少摇多少，个大馅全，糯甜新鲜；吃月饼毛贾伙巷胜兰斋的最好；芝麻饼最属东门一品香。祥德斋的家常烙、翻毛最拿手；春涌德的大小八件远近驰名。就连串胡同的丁伯玉糖堆、粘子也享誉津门，他出售的糖堆选上等材料加工细作，糖熬到最佳火候，放置一、两天下化，掉在皮袄上都不沾。
下饭馆，吃羊肉包去东马路“恩发庆”；吃猪肉包去“陈傻子”；吃水饺则到“燕春坊”，吃涮羊肉、烤牛肉到“永元德”。那里比北京的“烤肉宛”好；吃八大碗到“十锦斋”、天一坊；吃扒海参去“聚合成”；吃炸比目鱼条、扒海羊则去“宴宾楼”……吃高级酒席以“八大成”最著名。
《津门纪略》还记载有许多老字号：“东全居在毛贾伙巷，小菜。芦庄子风神庙玉华斋，西门内牌坊下复有顺，酱肉、杂样。归贾胡同顺昌，排骨。大胡同鸡楼，鸡油火烧。甘露寺前烧麦、大包子，侯家后狗不理、祥德斋等”。
其他还有：东全号切面、鼓楼东单家包子、查家胡同小蒸食，小伙巷张小官炖牛肉、鼓楼北街于十炸蚂蚱、袜子胡同肉火烧、西头穆家饭铺熬大鲫鱼、鸭子王的卤煮鸭子，杨村糕干、芝兰斋糕干，明顺斋什锦烧饼和鸡汤馄饨，杜称奇火烧及上岗子面茶等。
天津人为了吃“名牌”专找这些物美价廉、实惠、技术精、正宗、传统又符合天津人独特口味的“老字号”。他们不惜从河西跑到河北，从城南跑到城东。天津人的这种特别的食俗，一代又一代地沿袭着……
俗语说：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；“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的饮食文化”。 天津自古以来，集五地徙民，荟八域食俗：显宦豪富讲“台面儿”，“食必方丈”；贫士寒民重“妈妈令儿”，“吃必循俗”。如今的天津人还非常喜欢吃大福来的锅巴菜、石头门坎的素包，耳朵眼的炸糕、十八街的麻花……喜寿筵庆亲朋聚会还是要到红旗饭庄、狗不理、登瀛楼、鸿起顺、宴宾楼，这些享誉津城四面八方的“老字号”。
